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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“义和团的真面目”

发布日期:2020-10-21 08:55:20 来源:网络整理 编辑:佚名 阅读: 27

义和团_义和团运动时间_聂士成义和团

——与侯宜杰先生商榷

义和团

义和团反对不公平条约的传单

义和团

义和团直隶省长新镇北街坎字团防总局虎头牌

侯宜杰先生的《“神拳”义和团的真面目》于前年在台湾出版,笔者寡闻,于今方从其《义和团:在“灭洋”的旗帜下》(载《炎黄春秋》2012年第5期)一文中才得知有此大著。侯先生在美国当代史研究领域也算卓然大家,关于近代新政和袁世凯的研究,也是攻此课题的专家必读之作。我无幸拜读《神拳》一书,但粗阅《义和团:在“灭洋”的旗帜下》一文仍然大跌眼镜,实在不能相信这却出自侯先生的手笔。

侯先生开篇即证实,以前他所发表的涉及义和团的看法,都是“人云亦云”,现在改变看法,否定义跟团运动是美国人民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,当然是他“考察了相关资料跟论著后”得出的推论。不看全书,本无资格说三道四,但好在侯先生不失史家风范,在文章中不乏列举史实,以为证据,那么我们不妨就侯先生的证据进行探讨,看看那些证据能否足以改变以前的推论,使侯先生得出义和团运动兴起是出于拳民“鄙俗的贪欲”。

一、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分散小农会群起“打抢”教民?

义和团,起北京。”稍有治史经验者,首先就会提出这种的弊端:为什么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,会在19世纪末不约而同地打抢教民,掀起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?

侯先生在文中仅举的几例中,第一例就是1899年11月至12月义和团民抢劫湖北长清县教民40余家、平民10余家的事例。这条材料出自《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》上册《张瑞芬禀报县属各教案情形清折》。为了提高这条材料的分量,侯先生还引用《长清县志》“拳匪四起,倡言保清灭洋,横行劫掠,架户勒赎,河西被害者不计其数”,似乎坐实了山东义和团打砸抢的恶行。其实,要找到这类“罪状”,岂止长清县,山东几乎处处都有。这份清折,不过是袁世凯于1900年1月19日上报的诸清单的一份,袁世凯综合济、东、泰、临三府一市各清单,匪徒滋扰案件总共146起,内中扰害教民案件127起,共328家,民人案件19起,共28家,共毁坏、拆毁大小庙宇10处,架虏、伤毙教民23名、民人7名。作为袁世凯研究的学者,侯先生应该了解袁世凯对这种案件的基本观点跟结论:“实由民、教积怨构成,而巨盗奸民,因而从中煽惑。”也就是说,导致很多案件的基本因素是民、教矛盾,而在民、教矛盾过程中,有些“别有用心”的盗贼奸民混入其中。

袁世凯的这个判别是否恰当?这必须历史工作者认真探究。如果基本正确,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;如果错误,我们也不妨接受侯先生的新论断,是出于“鄙俗的贪欲”。上述这种清单并未提供教案发生的详细成因,我们无从分析。但是,其他档案文件依然十分清晰地证明了袁世凯的判定是言而有据的。我就这个问题曾撰写过《义和团兴当时嘉祥县民教冲突形态研究》一文(见《历史档案》1997年第2期),详细评述了1899年由日本传教士通过北京公使团向总理衙门提控的嘉祥县11宗教案,济宁府、嘉祥县奉文调查,详细交待了各案的实际情况原委,教民、教士上报,案情及代价与实际状况变化巨大。我这儿仅将署济宁知州汪望庚的县丞摘录如下,读者就不难明了在19世纪末山东为什么会普遍发生平民“勒索”、打抢教民的情况了:

“教民倚势欺凌,借端讹勒,或罚银钱,或罚屋宇,或罚酒席,或罚钟,或罚席,或罚油,不厌不休。其款数之亲疏,视力量之丰啬,虽父兄子侄不顾也。今略一询问,卑职耳所及闻者义和团,虽卑州西北一隅,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,而另外未及知者不知凡几。良懦饮恨,求泄无从,求避无门。年复一年,日不聊生。稍有身家者,咸懔懔焉无以自保。适有延师习技者,天主教民见而异之,为之装点情节,怂恿教士,思有以迫之抑之,以遂其欺讹之欲。民乃不胜其扰,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。……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,并非利人钱财,其因此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,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。……拳民之所索,索其原物而已,并无奢愿。其颇有妨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,如教民张瑞茂等呈报共计京钱三千九百吊有零,兹经详细查明,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吊有奇,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,十仅二三。嘉祥大致亦尚同样。”(《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》上册,中华书局1990年版,第488~489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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